WTO多边贸易谈判陷僵局 中国作两大阵营调停人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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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发布时间：2004-1-7 10:04:00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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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世纪经济报道
2003年12月15日，瑞士小城日内瓦大街小巷的节日气息渐渐浓郁。但这一天在此召开的WTO总理事会会议，却更多地被无休止的争论和指责所笼罩。
继2003年9月中旬的坎昆会议宣告失败外，本次会议再次无果而终。这使2001年11月多哈会议发起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继续在僵局中裹足不前，并为谈判前景蒙上了厚重的阴影。
两大阵营尖锐对立
“谈判中充斥着两大阵营间的对立情绪。”日内瓦会议再度搁浅后，屠新泉博士不无感慨地说道。屠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的研究人员，他一直密切关注着WTO新一轮谈判的进展情况。
据屠新泉介绍，争议的焦点依旧集中在农业问题上。
发展中国家，特别是以巴西、阿根廷为代表的21国集团强烈要求取消农业补贴，而发达国家却避重就轻，竭力要求着重讨论新加坡议题，即贸易与投资、贸易与竞争政策、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和贸易的便利化这四个议题。这也是在7年前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提出的议题。
实际上，农业补贴问题由来已久，上世纪9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就已为争论埋下伏笔。乌拉圭回合签订的农业协议是一个折衷的方案。针对补贴，该协议只提出逐步削减，并没有达成彻底取消的共识。
更不容忽视的是，乌拉圭回合以来，农业协议在实际执行中收效甚微，发达国家的承诺与实际行动大相径庭。目前，发达国家每年提供的农业补贴高达3300亿美元，这一数目是他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的6倍。
至于新加坡议题，在发展中国家看来，无非是发达国家意欲通过增加新议题来获取更多利益，最终只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和负担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是，即使要发起新一轮谈判，也要把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先解决。
“农业问题只是导火索。”屠新泉认为其背后是两大阵营间持续升温的尖锐矛盾。他指出，乌拉圭回合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发达国家内部，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在农业政策上分歧严重。而多哈回合中，主要矛盾转移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，这一点在坎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上体现得尤为鲜明，并在农业问题上集中爆发。
突破点是农业问题
成员间难以调和的分歧，以及谈判设定的目标过多，让很多人士相信，新一轮谈判极难在预定的2005年1月1日前如期完成。
此外，2004年是美国大选年，现任总统和获选总统都将在谈判上小心翼翼。欧盟东扩后，内部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，各国因情况各异，协调和磨合面临着更多挑战。这两大贸易体的形势变迁，加上区域经济联盟及双边贸易谈判的再度兴起，将使谈判形势更为错综复杂，后面的道路将更加艰难而漫长。
商务部研究院世贸研究部研究员陆燕分析：“谈判将会在艰难中继续向前推进，各方将会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痛苦地、一点点地让步，以维持谈判的进行。”
屠新泉预期，突破点是农业问题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发达国家在农业问题上做实质性让步，换取发展中国家在投资和服务贸易问题上的退让。
至于服务贸易，屠新泉认为“不算是特别大的问题”。服务贸易主要是通过对外投资来实施的，其实质是投资问题。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在大力吸引外资，在非关键部门，很多国家都在不断降低准入门槛。因此，“单纯在服务贸易问题上，成员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很大。”
另外，随着贸易摩擦的愈演愈烈，发展中国家对贸易救济措施，如反倾销、反补贴等格外关注。近年发达国家滥用这些措施的情况日益严重，特别是在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上，进口配额取消后，发达国家频频使用反倾销，对发展中国家筑起了新的贸易壁垒，中国同样深受其害。谈判中，针对这些措施，侧重点是改进“游戏规则”并强化使用纪律。
中国可作调停人
作为WTO重要一员的中国，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应扮演什么角色？
屠新泉建议，中国应站在调停人的立场上，且“不必立场特别鲜明或态度特别积极”。
很重要的原因是，我国在入世谈判中所做的市场开放承诺已经相当高，超过了很多其他成员，这就造成我们手中的谈判筹码很少。对于已经做出的开放承诺，国内需要消化的过程，也需要通过维持外部环境的稳定来保障国内问题的处理，不宜再做新的开放承诺。此外，中国刚刚加入WTO，对该组织的运作体制还很陌生，也应留出一段时间来熟悉和适应。
很多人士注意到，中国在谈判中所处的位置也比较特殊。
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，规模庞大，属于世界贸易大国，与发达国家有共同利益。但作为发展中国家，我国很多产业不具有竞争优势，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共同点更多些。因此，屠新泉认为，我国应站在偏向发展中国家的调停人的立场，在两个利益集团中起平衡、协调作用。
在农业问题上，我国未来需要进口更多的粮食等土地密集型产品，而且，进口粮食本身就是一个谈判的筹码。因此在农业补贴问题上，包括屠新泉在内的专家建议，我们的观点不妨模糊些。但在技术壁垒，如动植物检验上，可以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。
在反倾销问题上，让发达国家大幅让步很不现实，因为现在可用的贸易政策工具越来越少，反倾销是目前使用最多的贸易政策工具。对于我国而言，我们可将着力点放在规则的优化上，争取达成相对有利的条款。
除以上问题外，有专家认为，在WTO的运行机制上，中国可坦陈建议，如增强世贸组织决策的透明度、公平性、参与性，加强该组织的基础建设，更好地团结小国。
归纳起来，中国可侧重推动的工作有两项：一是在体制上，使世贸组织向更加平衡、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；二是在其他方面，如技术援助等，使发展中国家有执行贸易政策的能力。
屠新泉强调，对中国而言，在多哈回合中不能期望得到很大的利益，因此也不必付出太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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